有人说，春运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。
1月10日，2020年春运拉开序幕，杭州火车东站在春运期间每天预计发送旅客20余万人次，还有一个地方也同样繁忙——位于东广场负一层的值班警务室。
警务室只有十几平方米，民警24小时值班，春运开始后，警务室和东站一样人挤人，多数是来求助的，求助理由五花八门，有借水借火借钱的，有迷路的，有来找地方睡觉的，有旅客之间吵架让民警主持公道的，更多的是让民警帮忙买票的……
民警们苦口婆心解释——警察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惩治犯罪，不负责买票。
求助的人们不清楚，也不在乎，他们只知道，有事找警察，不找警察能找谁？
记者林琳
通讯员庞振煦 许雷阳
下午3点半，值班民警汪金鑫刚带领队员结束一圈例行巡逻，就接到了110指挥中心转来的报警电话：“东站东广场有人迷路，请求帮助。”
汪警官一路小跑，很快赶到了现场，在一家煎饼店前找到了迷路男子。
还没靠近，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酒味。
男子拿着手机，还在口齿不清地说着什么，民警拍拍他，他摇摇晃晃转过身来，慢慢放下手机。
开煎饼店的是对小夫妻，两人一脸蒙，老板说，自己和老婆在这里看店，男子忽然跑过来，说自己迷路了，话讲不清楚，非要让他们帮忙报警，他们不知怎么办好，只好帮他打了110。
“他倒也没闹事，就是一直叫我们打电话，应该是酒喝多了。”老板指指摆在柜台上的一个塑料袋，这个袋子也是男子的，里面还有两听罐装啤酒。
说话间，男子摸出一根烟，边抽边向民警抱怨：“这火车站太大了，我找不到路了，忒吓人了。”
“你要去哪啊？”民警问他。
男子说，自己住在临平，要去翁梅找姐姐，要坐地铁。
“我身上没钱，我要取钱。”他没带行李，手伸进口袋里摸索了一阵，摸出一张银行卡，就要往民警手里塞，“你帮我去取个钱，密码我告诉你。”
“别别别，你别告诉我，你喝多了，先跟我们回去休息下。”男子走路有些踉跄，汪警官示意两个队员一左一右扶住他，把他带回警务室。
一路上，男子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，一会叫队员“警察叔叔”，一会叫汪警官“大哥”“老哥”。
到了警务室，他坐在沙发上，头埋在膝盖间，安静了一会。
汪警官给他倒了杯热水：“醉成这样，喝了多少啊？”
“我在火车上喝的，喝了65度的。”男子说着又开始找自己的塑料袋，“我袋子里还有两罐呢。”
问他为什么喝那么多酒，他没回答，一直嚷着要民警去取钱，说自己要回临平找姐姐。
看他醉成这样，民警试着联系他的家人过来接他。
可打开男子的手机，发现他的通讯录里只有三个联系人，分别是“我”“×哥”和华为客服。再翻微信，一共40个好友，都没有备注亲友关系。
民警问他，姐姐的号码是多少，他愣了一下，忽然笑了：“我就一个人，哪有姐姐？谁说我有姐姐？”
民警又检查了他的随身物品，除了一张银行卡，一张上海到杭州的火车票和一纸临时身份证明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从身份信息上看，他34岁，老家在西北。
没办法，汪警官只能让他继续醒酒，等清醒了再离开。
男子开始跟陪着他的警员攀谈——
“我要回家，你帮我个忙，去ATM机取1000块钱。”
“老哥，你们天天在这里，收入多少呢？”
“我也不是名人，就喝点酒，我可以走了，我清醒了。”
“不是让你们给我买票，我打车花个一百两百都随便，我就想走……”
自说自话了一会，或许是累了，他躺在警务室的沙发上，睡得很熟，睡了近两个小时，男子揉揉眼睛，总算清醒了一些。“外面天都黑了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他说自己从上海回来，要在东站转地铁，去哪儿不肯说。
为了向民警证明自己真的清醒了，他站得笔直，然后当众走了一条直线：“看，直不直，直不直？”
民警放了心，怕他找不到路，把他送到了地铁口，临走前，男子豪迈地朝汪警官挥了挥手：“大哥，麻烦你了！”
1月14日是民警曹国民值班，早上十点多，有人敲响了警务室的门，门口站着两个男人，背着双肩大包。站在前面的40岁左右，戴着墨镜，后面的面容稚嫩些，一只手扶着前面人的肩膀，神情有些羞涩。
他们都是盲人。
“买不到回家的票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”两人一个要回广西南宁，一个要回湖北恩施，都没有买到火车票，“想看看能不能走绿色通道。”
曹国民说：“走绿色通道也要票的，没有票没办法进站。”
两个男子站在门口不肯走。
“我在网上买票买了一个多月了，前天查还在抢票中，今天把钱又退回来了。”
“我们实在没有办法，工厂放假了没地方去。”
“汽车票没有了，火车票也抢不到，跟家里人说好今天回去的……”
基本都是戴墨镜的男子在说，后面的男子低着头，不大吭声。
他俩都是在萧山一个模具厂里打工的，做了两三个月，以往都在江苏打工，今年是头一回来杭州。
（上接B01版）
“以前我们过年回家也是找警察，他们很快就帮忙搞定了。”戴墨镜的男子很老练地说。
曹国民看着车站里的滚滚人流，苦笑，解释：“警察没有特权，买票也要排队，没法凭空变出票来。”
墨镜男子一脸的不相信：“你是不是警察？”
曹国民：“……我当然是。”
无奈之下，曹国民建议：“如果实在买不到票，要不先把你们送救助站？”
两个男子表示，不行，要回家。
曹国民只好让两人在警务室里休息一会，找了志愿者去查询，看还有没有同方向的列车可以买上票。
过了一会，志愿者跑回来说，去南宁方向的下午1点多就有一趟，去湖北方向的要等到晚上九点了。
“有票就行。”曹国民赶紧让志愿者带着两人去买票。
志愿者先带年轻一点的男子去买票，另一趟车因为发车晚，曹国民让墨镜男坐着等。
过了一会，志愿者回来，告诉曹国民，人已经送上车了，不过排队排到了，他却说没钱买票，车票钱是志愿者付的，200多块。
曹国民看看坐着的墨镜男，皱眉，他不会也没钱买票吧。
果然，墨镜男子说，他也没钱。
曹国民想了想：“如果没钱买票，就送救助站。”
墨镜男子反应也很快：“有钱，有钱。”
志愿者又带着墨镜男去排队买票，这回，他自己掏钱买票上了车。
送走墨镜男，曹国民打算喝口水，杯子没端起来，对讲机传来指挥中心的指令——东广场上有醉酒人员闹事。
曹国民立刻起身带着队员往东广场跑。
东广场外的通道上，不少群众在围观，民警赶到时，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已经被几个保安合力摁倒在了地上。
他满嘴酒气，还在大声呼喊：“小宝宝，过来叫叔叔！”
被“抢”的是个六七岁的小男孩，呆呆站在一旁，满脸惊慌，吓傻了。
男孩爸爸拄着双拐，看到民警，赶紧跟上来：“我和他不认识，这个人前面就一路跟着我，忽然过来掐我脖子，要把我儿子抱走，我说我把钱都给你，他也不要，还说他喝酒喝多了，杀人不犯法。”
曹国民一边安排队员把醉酒男子带走，一边俯下身来柔声安慰小男孩：“小朋友，没事的，警察叔叔都在这里，你不要怕。”
小男孩似乎还没缓过神来，看着曹国民，没吭声，茫然点了点头。
男孩爸爸说，他们是富阳人，到东站来送亲戚的，送完正准备回家，没想到就碰到了这样的事。
“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个人。”好在孩子没有受伤，休息片刻后，男孩爸爸带着儿子离开了。
醉酒男子意识模糊，面对警察询问，一直在胡言乱语，曹国民让队员带他回警务室醒酒。
这边民警在处理“抢孩子”，那边东站的电动扶梯上一阵惊呼，一位大姐背着个双肩大包，拖着个大行李箱，上扶梯的时候没站稳，摔倒了。
大姐的丈夫就在旁边，也是大包小包，想去搀扶，却腾不出手来。
巡逻路过的战鹰反恐队员眼疾手快，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去，按下了电梯上的紧急刹停按钮。
摔倒的大姐背的行李太重，躺地上被包压住没能爬起来，手里还紧紧拽着行李箱，战鹰反恐的队员先接过她的箱子，再把她搀扶起来。
“谢谢谢谢，东西太多了。”站稳之后，大姐很不好意思地道谢，确认大姐没受伤，队员们把她和丈夫送上电梯。
“厕所在哪里？”“卖票的地方怎么走？”“我要去乘车往哪边？”……
穿着警服的人只要一出现，就能收到无数问题。
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提前在网上买了过年回家的车票，到了火车站要取票，才发现自己被骗了，票是假的，根本取不出来，愁眉苦脸来警务室报警。
民警让他做了笔录，立了案，但票还得重新买。
“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上哪去买票啊。”小伙子拖着行李，傻眼了。
民警问他，怎么不去正规网站买票？
小伙子欲哭无泪：“正规网站抢不到，找了代购中介，没想到遇到骗子。”
面对小伙子“你们能不能帮我买张票”的眼神，民警只能安慰说，赶紧去购票大厅问问，没准会有退票。
有一回，有个70多岁的大伯上门，说自己一早过来的，在外头坐了一整天了，离火车出发还有四个小时，想在警务室里睡一会。
民警转身看看，警务室就那么点大，除了值班警员，还有五六个战鹰反恐的队员，大家坐在一起都稍嫌拥挤。
“大伯，你看我们这里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我们晚上值班也就是在沙发上靠一会，没地方睡呢。”
大伯看了一圈，没说话，叹了口气。
民警赶紧指着沙发：“要不先在这里靠会，喝点热水？”
靠墙摆的四张沙发，算是警务室里最“高档舒适”的家具了，即便如此，民警和队员们也很少会去坐——巡逻执勤的时候没有时间坐，有求助的人、醉酒的人带回来了，要让他们坐。
大伯在沙发上睡到车快开了，还是民警把他叫醒的。
进入春运时间后，这个小小的警务室每天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。
除了借钱和买票实在帮不上，能够帮忙的，民警都尽量帮。
借热水的：管够。
问路的：公交地铁帮你查查好。
不会操作智能购票机的：现场教会……
虽然不是本职工作，但警员们不能拒绝，也不忍拒绝。
“千里万里大包小包，多苦多累就是想回家。”曹国民说：“快过年了，都不容易，能帮的就帮帮。”
